佐伯富

一、序言

　　元．袁桷《延佑四明志》卷十六记载：

（普陀山观音）大士，以三十二应身入诸国土。现八万四千手臂目接引众生，与五台之文殊、峨眉之普贤，为天下三大道场。

　观音菩萨奉祀于浙江舟山群岛的普陀山，文殊菩萨奉祀于山西的五台山，普贤菩萨奉祀于四川的峨眉山，同为天下佛教的三大道场。又《普陀洛迦新志》卷四＜檀施篇＞提到：「普陀为海内四大名山之一。」所谓「四大名山」，该书卷十一记载：

文殊示应于五台，普贤示应于峨嵋，观音、地藏示应于普陀、九华也。世以地水火风，分配四大名山者。

如上所述三大道场之外，加上奉祀地藏菩萨的安徽九华山。该书又说明：

九华地介江表，五台、峨嵋虽远，亦在内地，计程可到，独普陀孤悬海外，可谓远且险矣。且历朝来，无论贵贱善信男女，缁流羽衣，远近累累，无不函经捧香，顿颡茧足，梯山航海，云合雷奔，来朝大士。方之嵋峨、五台、九华，殆有加焉。

说明普陀山孤悬于海外，如要参拜，不仅路途遥远且带危险，然而参拜普陀山的人据说是最多的。同书卷四＜檀施．释性统演戒序＞又说：
于天下名山巨剎，而普陀居其首，于是建坛。历年设放三坛，祝无疆圣寿，永昌历祚。

指称普陀山为天下第一道场。总合上述记载得知，普陀山乃观音之灵验道场。该书卷首＜古莘印光释圣量序＞云：普陀为观音大士圣道场地，中外景仰。

也就是说，普陀山是以观音道场来吸收海内外的信仰者，一直到现在，普陀山仍是观音信仰者景仰的灵感道场，但观音的灵感道场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同书释印光撰＜石印普陀山志序＞云：

菩萨大慈大悲，普为法界众生恃怙，由兹举国人民，各皆信奉，故有家家观世音之常谈。其应化道场，固非一处，如陜西南五台山、大香山、浙江天竺山等，皆感应昭著，香火肸蠁，唯南海普陀山，最为第一。 说明陜西之南五台山、大香山、浙江天竺山，都是天下首屈一指的观音道场。特别是宋代以后，天竺山是仅次于普陀山的有名观音道场。

　　在此必需加以注意、说明的是，普陀山、天竺山等这些有名的观音灵感道场，都是在唐末五代(近世纪)以来才开基的。三国时代到唐末这中世纪时期，佛教就已非常兴盛，很多有名道场，都在这时候开基。何以奉祀观音菩萨的道场，要到近世纪初期才开始发展，其原因何在，是本文主要探讨的目的。

二、中世纪的观音信仰

　　想要了解近世纪中国的观音信仰真相，不能不知道观音信仰的起源与沿革。

　　不用说，观音信仰是依据《法华经观音普门品》中的教义而来。观音信仰，起源于印度，而传播到各地。有关观音的语义、观音信仰起源于印度及六朝时代的观音信仰等问题，可参考松本文三郎博士的《有关观音的语义和古代印度，在中国信仰问题》、本田义英博士的《观音译语考》和佐藤泰舜的《六朝时代的观音信仰》，这些文章都刊载在宁乐特的《观音?研究》，从这里可了解观音信仰发展轨迹的一些概况。

　　在佛、菩萨之中，观音是最被广泛而永久信仰的。观音信仰大约是在公历纪元后不久，起源于印度，而逐渐遍及整个亚洲地区。不用说，东边是中国、北韩、日本等，北边从尼泊尔传到西藏，尤其西藏，观音的信仰极为兴盛，拉萨即有「观音的凈土」之意。回鹘、土耳其、蒙古等地的观音信仰，可说是受西藏的影响很大，西夏、女真、契丹也有观音的信仰者，如此观音信仰可说是广泛地在亚洲地区传播、流行。

　中国的观音信仰，似乎是在西晋的竺法护译出《正法华经》后不久才开始。《法苑珠林》卷二十三就记载西晋元康年间（二九一～二九九），有洛阳竺长舒，因诵《观音经》而避过火灾之厄的传说。姚秦．鸠摩罗什再译《妙法莲华经》之后，观音信仰才渐渐地兴盛起来。东晋末年则 有观音的造像被供奉信仰。伴随着观音信仰的普及流行，而有《高王观音经》、《观世音菩萨救苦经》等诸经著述产生。另一方面，也有观音灵验记的书籍出现，如晋．谢敷的《观世音应验传》、宋临川王刘义庆的《宣验说》以及冢本博士介绍，现藏于京都青莲院的齐．陆杲所写《系观世音应验记》和刘宋．张演写的《续光世音应验记》等都是。（见《古逸六朝观世音应验记的出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创立廿五周年纪念论文集。）

　　可是《观音经》是翻译《悲华经》的北凉．昙无谶，越过岭来到河西时，看到沮渠蒙逊得重病，昙无谶认为观音菩萨与此地有缘，便劝蒙逊诵念《普门品》，而得脱离病苦，据说此后该经(《普门品》)便单独流布，这可说是观音信仰逐渐兴盛的一个开端。到了智者大师以幽玄的哲理奠定了观音信仰的基础，在开启天台宗之后，观音信仰便趋于普及。造像方面，也比释迦、弥陀、弥勒骤然增加许多，尤其唐朝密教盛行，特别重视礼忏、仪轨、造像、作坛等仪式，这些观音崇拜的实际表现，使观音信仰得以深入于一般民众的精神生活而广泛普及。在以往观音的灵验案例中，尽是与贵族或僧侣有关，唐朝之后，一般民众的灵验传说就不少。《太平广记》卷一＜云花寺观音＞就记载屈岩这个人，蒙长安云花寺观音的感应，而有肉疮快愈的传说。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云：

天下寺立观音像，盖本于唐文宗好嗜蛤蜊。一日，御馔中有臂不开者，帝以为异，因焚香祝之，乃开，即见菩萨形，梵相具足，遂贮以金栗檀香合，覆以美锦，赐兴善寺，仍敕天下寺，各立观音像。（《佛祖统纪》卷五十四「持诵功深」略同）
由唐文宗敕令天下寺院必须安置观音像这一事情，可说为观音信仰流通普及带来极大的助益。

　　总之，唐末观音信仰已有相当广泛传布，同时也在民间信仰着是可以确定的事实。

三、观音信仰的普及（一）

　　自宋代以后，除禅宗外，佛教可说是呈衰退状态。但观音信仰却是继唐朝流行之后，更加兴盛而植入于各各阶层。《夷坚志景》卷三＜观音 二赞＞云：

临川王瓘莹夫和甫左丞曾孙也。平生不以仕官屑意，于文笔甚高，晚学禅释，洒然有所悟解，尝作＜入定＞、＜水月观音＞二赞。＜入定赞＞云：「大士法身，犹虚空，宁有动静可以形容。」云云。

又《佛祖统纪》卷四十五记载：

仁宗天圣元年，上常顶玉冠，上琢观音像，左右以玉重，请易之。上曰：「三公百官，揖于下者，皆天下英贤，岂朕所敢当，特君臣之分不得不尔，朕冠此冠，将令回礼于大士也。」

说明宋仁宗曾在头顶玉冠上雕刻观音像，好让天下百官也礼敬观音，可见仁宗对观音信仰的崇敬有多深。又《夷坚丙志》卷九＜上竺观音＞云：

绍兴二年，两浙进士类试于临安，湖州谈谊，与乡友士人，谒上天竺观音祈梦。

描写南宋初期，科举考试时，进士向天竺观音祈愿，观音托梦而预知科举合格。同样也见于《清稗类钞》卷七十四有「梁兆榜甲名定于梦中」。

另有《水东日记》卷三十七＜虞台岭观音堂记＞记载：观音大士，有救水火刀毒八难之愿，虽在介胄，亦为敬礼，尝建堂两楹道榜。

传说元代武将信仰观音而建立堂祠，尤其近世，安置观音像于自家而每朝礼拜似乎也流行。

《夷坚志》三十八＜观音救溺＞云：

徐熙载之母程氏，酷信释书，虽年过七十，鸡鸣而起，炷香持诵，不以寒暑易节，而瞻观音，尤极诚敬。表示徐熙载的母亲程氏，每天早晨起床都礼拜观音。

又同书卷一＜观音偈＞云：张孝纯有孙，五岁不能行，或告之曰，顷淮甸间，一农夫病腿足甚久，但曰持观音名号不辍，遂感观音示现。
说淮甸地方有一农夫罹患足疾，据说每天都诵念观音名号而得感应。

又袁枚《子不语》卷十九＜观音作别＞云：方姬奉一檀香观音像，长四寸。余性通脱，不加礼，亦不禁也。 有张妈者，奉之尤虔，每早必往佛前，焚香稽首，毕方倛（俱？）扫除之役。

可见下婢也是每朝礼拜观音。

又《清稗类钞》卷三十四＜观音一日呼千?＞云：光绪时，有梅谷者，其妇垂好佛，自晨至夕，必口诵观世音菩萨千遍，梅谷以儒学闻于时，止之则弗从。

说明光绪年间，儒者梅谷之妻每日诵念观音千遍，梅谷制止，仍诵念不从，可见其信仰之热忱。

又《夷坚志》卷三十九＜观音救目疾＞，描述罗某因木灾，和婢女寄宿王家，婢女不幸失明，幸亏托王家供奉的观音慈悲，得恢复眼力，王氏之母表示：「这是吾家观音，吾家一家人都敬奉。如有怀疑者可行卜筊，决定有应声。」于是罗某叫婢女到佛堂，斋戒拜谢佛恩。

除此之外，《夷坚志》卷五＜安国寺观音＞云：

饶州安国寺方丈中，有观音塑像一龛，民俗祈请，多有神应。

表示饶州安国寺的观音很有灵验，同时也有生产时祈求获平安的事实记载。

又《梅溪丛话》卷上＜请雨＞记载：

杭人请雨祈请，则全仗观音力。

说明杭州乞雨及祈求天晴，传闻都依靠观音之灵验。

又《梅盐县图经》卷三＜人福业院＞云：福业教院，释氏所谓观世音大士道场也。故号华严庵，绍兴五年，僧善孚开山住持，请今额，县之旱潦，则祷于斯，疾疠则祷于斯，合妃继似则祷于斯。

描写海?县若有旱灾、火灾及疾病等事件时，都向观音祈愿的情形。

　　综合上述可知，宋以后的近世社会，观音信仰已渗透流行到所有阶层，与一般民众的生活有极深的关联是非常明显，近代中国所有寺院都供奉观音就足以证明。

四、观音信仰之普及（二）

　　随着观音信仰的流行，观音像也同时流通普遍。

《夷坚志补》卷二 十四＜贺观音＞云：

海州朐山贺氏，世画观音像，全家不茹荤，每一本之直，率五六十千，而又经涉岁时，方可得，盖精巧费日致然。
海州贺氏世代以画观音像为生，全家都吃素、斋戒，花了整年时间专作画，每一幅画的价钱可以卖到五六千贯，如此高价的观音像，可能是富豪家买来参拜。而代代有画家来画观音像，就表示社会有需要，由此推测观音流行的情形，一般百姓恐怕只能买印刷的观音像来供奉，在家中做礼拜。五代后晋．开运四年开板的观音印佛（折？）及敦煌出土的印佛图版，在大屋德城氏＜有关观音菩萨之印佛及折佛＞（《观音?研究》）里均有记载。又近世供奉观音的寺院也建造了不少。

《咸淳临安志》卷八十＜观音妙智院＞云：开宝间，张彦舍宅为寺，旧名报国观音，绍兴间，改今额。

表示宋初，张彦将自己的家宅布施做为寺院，并供奉观音。《嘉泰会稽志》卷七＜圆通妙智教院＞云：

开宝八年，少卿皮文粲，舍地建，号观音院。

说明皮文粲于宋初，捐地建立观音院。《嘉泰吴兴志》卷十三云：

布金院在县（乌程）东北七十里，湖上乔?，广顺十年，钱氏建，名观音院。

描述吴兴的布金院，原称为观音院，五代时因钱氏建立才改名。而且从宋代至清朝的地方志「寺观」篇里也印证了供奉观音的寺院不少，或旧有寺院供奉起观音，甚至有寺院改称为观音寺、观音院的例子，从而观音像的建造频频可见。

《淳熙三山志》卷三十三＜寺观类观音像＞云：

政和间，清凉院僧宗频，为木观音像。

同书＜石观音＞亦云：

僧广惠于尊胜堂后，得异石，因琢为之。

不用说供奉观音的寺院或观音像的建立，无不以观音信仰的兴盛为背景，而且在一般民众间观音信仰流行的证明也处处可见。《清稗类钞》卷七十三＜南�s之巫多术＞记载：

女巫，有札仙、看仙、师娘、神婆、关亡婆、看鬼娘之名。或称观音护身，或称杨爷护身，或称双瞳，一入病家，则手执炷香，周视室隅，或言城隍神在户，或言螣蛇在床，或言北阴五圣丧尸诸鬼，种种作祟，继将病家祖宗名字，与其一切阴事，及病势之如何凶险，灾星之如何禳解，鬼祟之如何驱遣，历历言之，病家诧为神异，至垂涕泣而求之，于是，量其家之贫富，与议酬金，巫得以恣其欲矣。

也就是说南汇女巫的法术中，有一项是观音护身，女巫以此法术到病家拔除祸人的鬼神，并以病家贫富来索求酬金。巫术借用观音之名，行使拔除鬼神治病的行为也许是民间观音信仰流行所导致的吧。

同书卷三十七＜在里教＞云：

愿入（在里）教者，于摆斋日，携钱二百文，从介绍人入门，五体投地，以拜老师父，……老师父举手作势，反复辩难，然后许可，传授在里秘诀。……如敢泄漏，霹雳碎身，末后始言五字，则观世音菩萨也，而此五字为教所最重者，虽以死迫之，不敢出口。
连秘密结社的在里教也重视观音，反映观音信仰的流行。

人的外号以观音来称号，在近世也很普遍，如：《野获编》卷二十九＜妖人刘天绪＞云：

天绪又自号龙华帝主，岳氏为观音，僣封为后。

妖人刘天绪自称为龙华帝主，其妻岳氏称为观音。

《能改斋漫录》卷十二＜吴观音＞云：
吴侍郎待问建安人，其父曰长者，平生惟训童?以自晦，里人以其长厚，目为吴观音。
吴侍郎待问建安人，其父曰长者，乡人以其为人厚道而尊称为吴观音。

《夷坚志已》卷二＜余观音＞云：

泉州客商……余客者常时持诵救苦观音菩萨，饮食坐卧，声不绝口，人称为余观音。
泉州的客商，看到余某行住坐卧都在诵念救苦观音菩萨，所以称他为余观音。以观音取名者，《辽史》卷十四、六十五、七十一里也有记载。不仅人以观音称呼，甚至植物或器物也被以观音冠名，如：观音菊（《类书纂要》卷二十七黄佛顶）、观音莲（同书卷二十七伏�o罗花）、观音柳（同书＜事 物异＞名录卷三十一）、观音草（《清稗类钞》卷八十七）、观音竹（同书卷八十七）、观音尊（同书卷八十九）、观音藤（同书卷八十六蛢、听雨轩笔记卷一蛢蛇）、观音面（《类书纂要》卷二十七）、观音篦、观音烛（《枣林杂俎》卷下）、观音泉（《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七＜寿圣接待寺＞）等。值得注意的是观音信仰自印度兴起来到中国后，产生出以中国命名的观音，如：杨柳观音、龙头观音、持经观音、游戏观音、莲卧观音、泷见观音、施药观音、鱼篮观音、德王观音、水月观音、一叶观音、感德观音、延命观音、岩户观音、蛤蜊观音、马郎妇观音、合掌观音、持莲观音、洒水观音等无数的观音。这些以观音为名的往往都是受到尊崇的，因此自唐代以后，特别是近世中国，以观音三十二身之说为基础，结合了民间世俗信仰，而成立诸多观音信仰。

　　正因近世观音信仰普及于一般民众，所以观音灵验道场的香客总是络绎不绝。《清嘉录》卷二＜观音生日＞云：
（二月）十九日为观音诞辰，士女骈集殿庭炷香，或施佛前长明灯油，以保安康，或供长?云，求子得子，既生小儿，则于观音座下，皈依寄名，可保长寿，僧尼建观音会庄严道场，香花供养，妇女自二月朔，持斋至是日，止呼观音，素六月九月朔至十九日，皆如之。
二月十九日是观音诞辰日，善男信女献香灯，行各种祈愿。同书＜观音山香市＞又记载：

（苏州）府志云：「府西二十五里，有支硎山，以山之东趾，有观音寺，故名观音山，长元吴志皆云，二月十九日为观音诞，支硎山士女连袂进香，徐崧、张大纯百城烟水云，支硎山俗称观音山，三春香市最盛，黄省曾吴风录云，二三月，郡中士女，浑聚至支硎观音殿，供香不绝，沈朝初忆江南词云，苏州好二月，到支硎大士，焚香开宝座，小姑连袂斗芳轩，放鹤半亭。」

苏州西边支硎山观音寺，到了二三月时善男信女参诣不断。又《子不语》卷七＜狐仙昌充观音三年＞记有「（苏州）上方山庵观音，极着灵异。……香烛极盛。」苏州上方山的观音，传说香客也不断，都是描写观音诞时善男信女虔诚到观音道场进香的盛况。
　

五、天竺山观音

　　前节探讨了近世观音信仰，已深入普及到一般民众的状况，对于普陀山观音及天竺山观音的信仰热诚，也是同样情形。天竺山观音的起源，依据《咸淳临安志》卷八十＜上天竺灵感观音寺＞记载：

后晋天福四年，僧道翊结庐山中，夜有光，就视得奇木，命孔仁谦，刻观音像，会僧勋从洛阳持古佛舍利来，因纳之顶间，妙相具足，钱忠懿王梦白衣人求治其居，王感寤，乃即其地创佛庐，号天竺看经院，咸平初，郡守张去华以旱迎大士，至梵天寺致祷，即曰雨，自是遇水旱，必谒焉。

指出后晋天福四年（九三九年）僧道翊，得到奇木刻成观音像，不久吴越王钱氏创建佛寺，自此开始，天竺观音像在各种灵验感应，如：旱期适时下雨，冶愈民众的疾病、保佑科举生及格、无子嗣者得子等，而获得民众的信仰。特别是宋代南渡，在临安（杭州）设都以来，天竺山因靠近都市之故而增加许多都市信仰者，尤其是宋、金对峙趋烈，国难紧迫时，朝廷官僚更加崇信。《佛祖统纪》卷五十二＜祈祷灾异＞云：

金虏入杭，上（高宗）亲上竺大士殿恭祷，为战没者，信水陆供，有梦战死者相庆得生善趣。

表示金军侵占杭州时，高宗亲上天竺观音参拜祈祷，自此南宋天子经常去天竺山参拜，天竺山与朝廷便产生了密切的关系。《佛祖统纪》卷四云：

（绍兴五年）九月，上幸天竺大士殿、炷香、住山应如，奏对如流，上说，赐万岁香山以供大士，及度牒银币之类。
天竺山获得朝廷赐予的米、度牒、御书及各种特权。同书卷四十八记载：
（景定）六年，绍建经、钟二楼于上天竺。

又同书卷四十七云：
（绍兴）二十四年，诏以上天竺，为御前道场，特免科敷等事。
这是赐与寺院建筑物的例子。又同书卷四十八云：
景定四年，诏祖印法师，住上天竺，补右街鉴义，退归旌德教寺，复诏妙?法师，住上天竺，补左右街僧录。
　
说明上天竺住持同时为左右街僧录的重要僧职。以上所述，不过是个小例子，由于天竺山靠近南宋首都，又是风景殊胜的灵地，朝廷及都市人士的崇信，政权与财力的结合，使天竺山成为美仑美奂的寺院，广受民众注目，不亏是天下之灵验道场。明代郎瑛的《七修类?》卷四十七＜天竺观音＞对天竺观音之起源及沿革继续描叙：

其广大灵感之号，皆宋世所加，因其灵异，累朝所赐，士民乐施，龙章、凤辇、珠贝、金玉，设朱红一小殿厨以贮，予幼时曾见大珠数颗，珊瑚树大小二株，玻璃瓶盏各一，瑶冠一顶，闻旧尚有玉观音、玉钟诸异宝，乃成化间，为奸人王臣取去，今并所见者亦无矣，然其香火之盛，至今不替。

由此可见天竺观音获得历代朝野崇信、赐与、奉献之多，所以香火不绝是理所当然。有关清代天竺观音被虔诚笃信的事迹，亦可参考《清稗类钞》卷七十四＜齐息园有三梦＞一文。

六、普陀山观音

　　在观音灵验道场中最受大众崇信的当属普陀山观音了。其起源《佛祖统纪》卷四十三，唐大中十二年记载：

日本国沙门慧锷（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作慧萼是也）礼五台山得观音像，道四明将归国，舟过补陀山，附着石上，不得进，众疑惧祷之曰，若尊像于海东，机缘未熟，请留此山，舟即浮动，锷哀慕不能去，乃结庐海上，以奉之。（今山侧有新罗礁）鄞人闻之，请其像归安开元寺。（今人或称五台寺，又称不肯去观音），其后有异僧，持嘉木至寺，仿其制刻之，扃户施功，弥月成像，忽失僧所在，乃迎置补陀山。
也就是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八五五）时，日本僧人慧萼在五台山得到观音像后，拟带回日本供奉，然而船只来到暗礁处时却无法前进，于是慧萼祷告说：「如果尊像认为到日本机缘尚未成熟，恳请留在此山。」祷告一完船只开始前进，慧萼哀慕不忍心回日本，便在普陀山盖芧篷供奉观音像，鄞县人听到后将观音像移去开元寺供奉，后有异僧模仿原来观音供奉在普陀山，这是普陀山开基的开始。

然而元朝丘兹．盛熙明《补陀洛迦传》＜兴建沿革品第四＞云：

梁贞明二年（九一六）日本僧惠锷首创观音院，在梅岑山之阴。

说惠锷开基普陀山是梁贞明二年，距大中十二年已六十年之后了，?慧萼是在文宗开成四年（八三九年承和六年）来唐，到贞明二年有六十年滞留在中国是不合理的。如果普陀山是由慧萼开基来推算，大中十二年之说应较合理。（桥本进吉编「慧萼和尚年谱」大日本佛教全书游方传丛书第四所收）又有关普陀山观音信仰问题，《延佑四明志》卷十六＜宝陀寺＞记载：

唐大中间，有西域僧来燔尽十指，顶礼洞前，亲感菩萨现大人（士？）相，为说妙法，授以七色宝石，神通变化。
描述唐大中年间，西域僧来普陀山潮音洞，亲自体会到观音说法而感动之传说。随着海上交通的发达，普陀山又位处交通险要要点，观音向以救护菩萨被景仰，因此唐末时已于普陀山供奉观音，颇受崇信是确实的事。

　　普陀山观音信仰兴盛，似乎是自宋朝开始。《普陀洛迦新志》卷四＜檀施门＞云：

（宋）太祖干德丁卯，遣内侍王贵，?香、?诣山。（旧志命使）。

说明宋太祖时已经派内侍带香、?到普陀山参拜。天子都崇拜，可见一般民众应也是兴盛的。宋．张邦基的《黑庄漫录》卷五云：
予在四明市舶局日，同官司户王操粹昭，郡檄往昌国县普陀山观音洞祷雨。……有一寺，僧五六十人。

指出旱灾时，四明官吏到普陀山参拜乞雨，当时寺里有五六十人出家僧人，可以看出已是相当大的寺院了。但普陀山的发展与海上贸易的发达有很深的关联，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普陀洛迦新志》卷十二云：

补陀屼悬海上，去县二百里，而遥外诸夷贡舶孔道也。

表示普陀山是屼立于航海要道的灵地。《墨庄漫录》卷五记载：

东望三韩外国诸山，在杳冥间，海舶至此，必有所祷，寺有钟磬铜物，皆鸡林商贾所施者，多刻彼国之年号，亦有外国人留题，颇有文彩者。
表明船只行驶到普陀山都会祈祷，寺院有钟磬之物，都是新罗商人供献 的。唐代以来新罗人（五代时为高丽所灭）在海上活动的情况很兴盛，普陀山亦被外国商人所信仰。《普陀洛迦新志》卷三云：

宋神宗元丰三年，内殿承旨王舜封，使三韩，陡遇风涛，大龟负舟危甚，舜封惶怖，望洞叩祷，忽睹金色晃耀，大士现满月相，珠璎灿然，出自岩洞，龟没舟行，洎还，以事上闻，遂赐名宝陀观音寺，自是，海东诸夷，如三韩、日本、扶桑、阿黎、占城、渤海数百国，雄商巨舶，由此取道放洋，凡遇风波寇盗，望山归命，即得消散。（旧志盛传）

宋神宗元豊三年（一０八０）派使臣到三韩（今南韩），回程途中遭遇台风，蒙普陀山观音显灵得安全回国，于是天子赐予宝陀观音寺匾额。日本、三韩等船只都要从普陀山出海，遭遇大风、海盗时都会向普陀山祈愿保佑，「念了观音力即可免遭海难、盗难之灾」，是观音普门品中所说的。圆仁等入唐时，在海上遇到台风而诵念观音的事迹，可见于《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里。普陀山是海上航道，因此海商或渔民的信仰特别笃厚。《普陀洛迦新志》卷三记云：

广东洋商麦灿宇，自东洋回，忽梦巨人索其舟载一大骨，商怖而醒，时值夜半，黑风大起，舟欲沉，众呼号下止，忽转风，舟行如驶，黎明达岸，至普陀矣，大喜，入寺礼大士，见一天王足坠像前，与梦无异，瞻拜惊叹，遂施金新像焉。

描述广东洋商麦灿宇，由日本迫国途中遭暴风，船将遇难时，得普陀山观音之加护而消灾免难，随即到普陀山参拜，寄赠金身天王像。又同书也记载，干隆三年，普陀山鼓楼遭大火烧毁，预备改建的情形，并继续说：
闽之渔船数百艘，踊跃乐施。

福建渔船数百只自动奉赠，可见渔民对普陀出信仰是多么虔诚。同书卷十述及普陀山之盛衰：「及万历中，为极盛。」表明普陀山在明代万历时，香火达到极盛，这时期以苏州为中心的绢织物等轻工业发达，葡萄牙、伊斯巴尼亚等欧洲商人或日本商人都到这些地方沿岸做秘密买卖的巅峰时期，普陀山的发展可以说与这些秘密买卖商人过海做生意有密切关系。如此普陀山的兴盛仰赖航海船只的发达较大，因此普陀山的名声愈高，自然带动一般民众的信仰。《普陀洛迦新志》卷三记载：
　
临江丁兆僖，服贾于蜀，……癸卯，酬宿愿，进香普陀。
说明临江商人丁兆僖，在四川做生意，为报宿愿去普陀山进香。又同书云：
江西布客某者，乘便进香。
表示江西的布商遥远的来到普陀山进香。又同书云：
光绪二十四年春，有台州黄岩三甲地方，民船一艘，装客数十人，赴普陀进香。
以上不过列举几个例子说明普陀山进香络绎不绝的情形。该书卷十二又记载：

九华、峨嵋、五台与普陀，同为诸佛法道场，然三者皆为内地，惟普陀遥隔重洋，迥殊尘境，而四方梯山航海，函香膜拜者，较他处尤盛。
天下四大名山中，普陀山虽远隔大海，但因是远离世俗喧闹的灵地，所以进香传闻是最多的。如此，对于普陀山受一般民众的信仰普及同时，历朝的崇信也就更加笃厚。《宝庆四明志》卷二提到神宗元豊三年，敕赐普陀山「宝陀观音寺」匾额，且「许岁度一人……嘉定七年……给降缗钱一万，俾新祠宇常住田五百六十七亩，山一千六百七亩。」又理宗淳佑八年（一二四八）时，诏建接待所，免除租税徭役。至元代敕修殿宇与赐田等物（大德昌国图志卷七．延佑四明志卷十六），到了明代《普陀洛迦新志》卷四云：
崇祯十四年辛巳，上以天步方艰，物多疵?，命国戚田弘遇，捧御香，祈福普陀大士。

说明明末满州族入侵泪激烈时，崇祯帝特地派国田弘遇到普陀山祈愿的情形。由此可推测明代朝廷对于普陀山尊崇之程度。至清朝对民众是一种政策上的考量，对普陀山的尊崇愈重视。当时是严禁输出米、石之物到海外，但康熙帝考虑到普陀山有僧六百六十六人，每年特准输出三千三百九十七石的米粮（普陀洛迦新志卷四），又同书记载：
雍正九年三月，准浙江总督李卫奏请，赐帑金七万两，重建前后二寺殿宇，命苏州巡抚，原任户部左侍郎王玑，监督工程。
　
说明雍正帝依李卫的报告，准予拨国币七万两重建普陀山殿堂。又同书记载：
隔海有隩　　山田四十六顷余，奉谕旨，蠲免税粮。
即免除普陀山所有四十六顷土地的粮税。

　　以上列举数例在说明历朝对于普陀山的崇信和保护是很大的。普陀山发展与政权的结合这一事实是不可抹杀的，又近世纪以来海陆交通发达，出外旅行又方便，亦应列入考虑。然而其背景归纳起来是一般民众对普陀山有深厚的崇信才是最大的原因。

七、结论

　　观音信仰在近世纪一般民众间特别流行普及，以这种现象为背景，对天下三大灵场之一的普陀山在近世纪初开基以来到现在的事情做考察，观音信仰早在六朝时代已相当兴盛，却在近世纪佛教衰退情况下，仍然普及流行于一般民众间，究竟是什么原因？主要是唐朝中期以来，商人逐渐快速掘起，商业兴隆，加上《观音普门品》的福报思想被强调、宣扬，满足民众致富的欲望（或希望），《敦煌变文》卷五＜妙法莲华经讲经文＞就记载：

礼拜观音福最强，灵山会上佛称扬。天龙闻了称希有，菩萨听时赞吉祥。恭敬便生千种福，受持还兑（免）百般殃。世尊所以殷勤说，功德须知不可量。礼拜了又虔虔，利益还添百万般，佛把诸修底行，校量多少唱看看。

说明礼拜观音所受的福报是最大的，这是强调福报思想，虽然变文的年代并不清楚，但以其前后关系推测应是唐末时期作品。又《普陀洛迦新志》卷三云：

嘉定冯生，贫而好善，一日进香南海，中流风发舟覆，恍见甲士，引至龙王前，谕曰，子写方救人，善心诚切，达于水府，特遣救汝，与汝秘方十二，行之可以致富，取方授之，命甲士送归，倏忽到岸，方在袖中，心知大士暗中调护也，后依方行济，成富室焉。（劝戒类钞）
　
　　 意思是说嘉定有位冯生，虽贫穷但好善行，曾在前往普陀山进香途中遭遇大风，船只遇难，得观音救助，并授秘方而致富的故事。中世纪时，不曾听闻因信仰观音而致富的记载，到近世纪才有此传闻，这应是社会的变迁，加上观音性格本身具有现世利益的福报思想被强调的结果。正如武神──毗沙门天及关公到了近世，性格的转变，被民众信仰为福神，应该是同样的现象。近世观音信仰趋向兴盛，又近世开基的普陀山被列为佛教三大灵验道之一，天竺山为天下的名寺，而受民众景仰，想必是这个理由吧。我国东京的浅草观音在近世特别兴盛，应该也是同样道理吧。